遗忘与救赎
1996年，我第一次去北京，仅仅停留了一天半，对京城的记忆一片空白。相隔十年，再次造访，这一趟则无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得到拓展。京城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，并未能和古老的宫城和皇家的气度联系上，而那个属于历史和传说的北京偏矗立在记忆的荒漠里，似是而非。
如面对被打乱且无法重拼的图，这种心理上的错位让笔者，一个毫无瓜葛的外省人颇感失落，那么，多年漂泊后归来的游子呢？我不由地想象诗人北岛阔别故乡12年后，在2001年首次回家时的感受—必定比故宫前的游客更失魂落魄吧。
生于1949年，北岛的成长岁月，伴随的是一个农业帝国向一个工业国家蜕变的六十年。而这期间，他又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，一别十三年。2001年，因父亲病重，获得特批回国省亲。当诗人进入那个经历十年经济飞速发展而焕然一新的北京时，他说：这座城市变得面目全非，难以辨认。
从这点而言，《城门开》是诗人关于自我，关于故乡的一次记忆救赎。 八十年代末，诗人北岛就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，在外漂泊，颠沛流离。按照他上一本散文集《失败之书》所言，十年里搬了十五次家，住过十几个国家。可以设想，一个被迫离开自己家园，过着流亡生活的诗人，面对着无处不在的乡愁和孤独，能化解它并维系自身存在的途径，必然是对故乡的记忆。荷马史诗里，一场战争的号角吹响时，命运将奥德赛抛向茫茫大海，而他历经险阻，流离失所十年之久，终得以回家所凭借的难道不是对家园深深的依恋？
似乎这一切还不足以忧伤。将历史推进，属于强权的那双手一挥，个人记忆的载体－－回忆中无数次出现过的一景一物便被无情抹去。天生的流亡者，踏上故土的那一刻，成了彻底的异乡人。 当年，头顶黑色太阳，少年北岛向大地喊出：“我不相信”，如今，年逾六旬，面对岌岌可危的记忆之城，诗人平静地说：我要重建一个家园。由是，有了这本历两年而成的《城门开》，诗人企图借词语重建一个消失的家园，而通向记忆深处之路并不平坦，充满了各式陷阱。因此诗人在序中说“这一重建工程旷日持久，比我想象难得多。记忆带有选择性，模糊性及排他性，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。而写作正是唤醒记忆的过程—在记忆的迷宫，一条通道引导另一条通道，一扇门开向另一扇门”。
《城门开》，就是诗人为他的北京所建造的一个记忆王国。关于北京的光与影、她的味道、声音；困难时期的京城生活；诗人曾住过多年的三不老胡同以及胡同里的邻居们；卧虎藏龙、少年出英雄的北京四中；大串联；诗人还以一颗依然纯真的童心，不无伤心地回忆曾悉心饲养过却因时代不幸不得善终的小动物；书中最动人，也是诗人最耗费心血的一篇则是关于“父亲”的记忆。 如果说，年轻时的北岛对现实的反抗是激烈且多少带着诗人的天真与热情，那么，流亡多年的经历并没有对诗人改变太多，通过他的文字，依然能感受到诗人内心的单纯和执着，只是，对于让人失望的现实，诗人变得更善于用爱和回忆去反抗，拒绝人世的冷漠与遗忘。
《父亲》
“我为写《父亲》，不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更多的是感情的消耗。完稿后精疲力尽，如释重负”—引自北岛采访“我的记忆之城”。 作为《城门开》的压轴之作，“父亲”是一篇分量极其重的文章，它主要包括了三部分，前两个部分是：一、《清史稿》上所记载的赵家祖先舍生取义的事迹：“景贤冠带见贼，曰：‘速杀我，勿伤百姓。’贼首谭绍洸曰：‘亦不杀汝。’拔刀自刎，为所夺，执至苏州，诱胁百端，皆不屈”—这记载的是北岛的高曾祖父、湖州知府赵景贤遇李秀成大军，因固守湖州，誓与城共存亡而最终城破被俘后的一节；二、父亲在文革期间曾任卧底，负责记录冰心的思想言行，向组织汇报的经历。
读到这里，让我掩卷叹息。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整个国家都失去了理性，轰轰烈烈的运动如一辆辆超载的火车驶来时，有多少人能站到它的面前去？早学习、晚汇报，思想改造日复一日的攻势下，又有多少个体能实践“自由之思想、独立之精神”？赵老先生的这一段经历，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去看，情有可原。然而，它却一直横亘在老人心里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
“父亲，你在天之灵，一定会体谅我，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。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，那就是说出真相，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。”—这是北岛在书中的话。 此非易事。有说出真相的意愿，乃至于决心，善和勇气缺一不可。诗人的良知在此可见一斑。
文章的第三部分内容主要讲北岛和他父亲之间多年的爱与摩擦。一个家庭里两代人的关系，在我们这个父权至上的古老帝国里，大多都经历相似的曲线图：依赖—叛逆—和解。这条曲线图钩织了人间多少悲欢离合！
《父亲》一文感人肺腑，催人泪下。
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，大多数中国家庭里，父母的角色都是各有分工：严父慈母。北岛的父亲也不例外，他对儿子的深厚的爱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。例如，为了治好儿子的百日咳，将家中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进口药丸；从北岛出生起，就坚持写日记，记录儿子的点点滴滴等。然而，也许是性格使然，也许是生活坎坷，如北岛所言，父亲有多种颜色，慈父的另一面是暴君。 上个世纪，这个国家一直出于动荡之中。1949年后，局势虽稳定，但经济并不好，老百姓的生活都很拮据，物质条件简陋。北岛的家也不例外，于是，夫妇俩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吵架，甚至动干戈，起因往往和孔方兄有关。有一次，淘气的北岛因被怀疑偷吃家中点心还遭到了父亲的体罚。
几十年来，父子俩的关系磕磕碰碰，而最为糟糕时期当属诗人叛逆的青春期。两代人在生活习惯、兴趣和交际方式方面的价值观冲突得厉害，甚至让赵老先生喊出：“这不是你的家，给我滚出去！”这样的话，而少年北岛则干脆的离家出走，直到母亲劝归。 父子间诸如此类的龃龉也许是世上每一段父子关系中必不可少的，叫人伤感。但实际上，它却是一个人成长的有益经验。没有压迫就没有抗争，没有抗争，又如何成就自身的强大？ 从这点而言，北岛之所以是北岛，离不开他的父亲。当年的叛逆少年又何曾想到，这一辈子原是注定漂泊？一别三十年，从此不得归。
与北岛过往的散文集不同，《城门开》一书附有十多张照片，既有全家福也有诗人童年、青少年时期意气风发的留影，对作者来说，自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忆。而我读过“父亲”后，对赵老先生的照片格外留心：四张单人照、一张结婚照、一张全家福、一张父子合影，还有一张与北岛姑父、伯父和叔叔的合影。人的面孔具有符号功能，一张面孔就是一个人的心灵史。照片所能叙述的内容，并不少于文字。照片上的赵老先生棱角分明，眼神里有执着的光芒。相比之下，赵老夫人则拥有一张温婉平和的面容，与世无争。
“父亲”一文，无疑是书中的重头戏。据说，诗人在柏林写成这篇文章，这个城市与诗人的“父亲”相遇，可谓意外的隐喻。世人皆知，柏林是一个悲情厚重的城市，延绵几十公里的柏林墙半个世纪以来将近在咫尺的东西德人民隔开，天各一方。 而在诗人和父亲的数十年关系里，难道不也曾经被一道无形之墙所隔阂，直到父亲的逝世带来父子彻底的告别，这一堵墙才被彻底推翻吗？
“通过写作和父亲最终达成了和解”—《我的记忆之城》里，诗人如是说。
从“光与影”谈北岛的诗意语言
《城门开》收录了18篇文章，每一篇都独立成章，各具主题。除了诗人的爱情，此书几乎涵括了诗人童年、青少年时期的北京生活。作为一个热爱写作的读者，关注诗人的切身经历之余，我对北岛的语言更为重视。 散文写作中，诗人的优势是不容置疑的。自古而今，语言的魅力，在于活水长流，能从平常之语中翻出新意，让语言与事物，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重组，如万花筒之多变，如自然界之无穷。而诗歌的本质，是让语言浴火重生经久不衰，是语言艺术的殿堂。 除了诗人的优势外，北岛还是资深的摄影者。这些年来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必然带着相机。摄影，就像绘画一样，它迫使人们以一种不同的眼光去观察世界。北岛的影像作品和他的语言一样，也处处体现了那种独特的、注重细节、善于变形、富于想象力的艺术才华。
《城门开》的开篇之作里，诗人回忆了老北京城与光影有关的细节，将那些依然属于前工业时代、久违的生活意趣带回来（如胡同里路灯少，孩子摸黑玩迷藏等），并以诗人独特的观察力和诗意的文字诠释了最常见的事物。 北岛的北京，是从“光和影”开始：“在儿时，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，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。”而2001年的北京“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”。阔别多年后重返北京，让诗人大为触动的，首先是映入眼帘那无边无尽的灯光，而直接的效果是黑夜，消失了。这段文字引发我的回忆：几年前的一个夜晚，我乘坐一架波音飞机掠过太平洋，进入洛杉矶的上空。从机窗望下去，是连绵不断无边无际的一个发光城市。灯光抹杀了城市的细节，让我产生错觉—-仿佛下面是非人类居住地，而是一个外星空间。
黑夜消失了，意味着星星也随之消失，还有那些会发光的虫子和只有在黑暗中才讲述的故事……想想，文学的传统自古以来，就离不开黑夜。诗人，更是离不开星星和萤火虫。
如果说，一个发光的城市意味着富裕的物质，那么在诗人眼里，它也是诗意的消失，一种古老的生活趣味的灭亡。多么奇怪的是，光明，一直以来都是美和善的代名词。只是，在一个后现代城市里，它的身份被篡改了。
“大雪是城市的幻象，像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。很快这镜子就支离破碎了，转瞬间，到处是泥泞”－－这样的句子，犹如音乐的章节里的一段短小动机，它与主旋律无涉，却往往以它出人意料的美深入人心，何况，它还富于哲理，具有浓厚的现代诗意。 将“大雪”比喻成城市的幻象和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，是给自然界的寻常现象“大雪”营造了戏剧意味（城市的幻象）和哲学意味（自我审视的镜子），是诗人从传统里继承了与“雪”有关的审美并进一步演化。农业时代，人所居住的环境开阔，即使在城市，容积率也相当低，一场大雪铺天盖地下来，将世界缩减，节约，化作零。遂与人空旷寂静孤独之感。而现代城市自是与这种意境不相容的，冲突的，因此有“城市的幻象”一说，并以此化出“镜子”的意象—它的基本功能岂不是自我审视吗?
诗人曾说过，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全部的世界。在我看来，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理解：一个人并不需要走遍世界，才能“看到”世界。世界，它不仅意味着宽度，还意味着深度。 所以，一场大雪就呈现了一个独特的、多维的世界。北岛的北京，就是攫取了记忆中的浮光掠影和围绕身边的故人旧事，借诗人的小世界呈现了一个不再归来，已消失于时间背后的老北京。
细节是魔鬼—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既适用于文学也适用于电影，例如，著名的波兰导演基耶思洛夫斯基，就是一名擅长在电影里堆积大量诗意细节，从而让影像的诗意逃离情节束缚而独自冉冉生长的艺术大师，他的影像风格充满不确定性，同时意味深长。 北岛的散文从不缺乏细节之美：“乌云压低到避雷针的高度，大树枝头空空的老鸹窝，鲜艳的雨伞萍水相逢，雨滴在玻璃上的痕迹，公告栏中字迹模糊的判决书，水洼的反光被我一脚踏碎。”
这分明是一组蒙太奇镜头。其中，“鲜艳的雨伞萍水相逢”和“公告栏中字迹模糊的判决书”两个意象的并列尤为笔者所喜爱。是那个荒诞时代最佳的注脚。动荡不安的岁月里，那些宣布某个个体命运的判决书，被雨水打得字迹模糊。但那模糊真是雨水带来的吗？不是。而街上，鲜艳的雨伞却如花朵一样雨中绽放，并在相互的萍水相逢中营造那不存在人间的诗意和温暖。为何独独指出雨伞的鲜艳？而不是其它？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《中国》可以看到，六七十年代的北京，人们只能穿灰蓝色的衣服，不分男女—在那个沉闷单调的时代里，鲜艳的雨伞就担负起意料之外的使命：为诗人的记忆增添一点小资产阶级色彩，那意味着人生有追求丰富多彩的权利。
写以上文字时,笔者还想起北岛的一幅摄影作品《家》—-雨水流淌的玻璃窗后是隐隐约约的房子，房子里亮了一盏灯。无论是文字，还是影像，再宏大的命题都离不开细节的支撑。“家”被一盏灯所燃亮，而北京，通过诗人的敏感和细腻，藉着寥寥几笔，就道尽了那阴沉和明亮的秘密。 《城门开》里，如此意蕴丰富又意味深长的文字俯拾皆是，尤其在前面借物写人的几篇，例如“光与影”、“味儿”、“声音”等。在这些文章里，诗人以最开放的姿态，全面启动他个人感觉系统，去感受、观察和思考人与自然，人与社会的关系，反映了诗人对世界的哲学认识，并坚持以诗意的方式去表达，形成了极具北岛风格的文字。
结语
城门城门几丈高？
三十六丈高！
上的什么锁？
金刚大铁锁！
城门城门开不开？
这首童谣，被北岛当作前言放在书里，也是书名的出处。流亡者渴望归来，却遇到一个紧闭的城门。它是波塞冬的咒语。是一个流亡者的梦魇。
“封锁的城门，请开启吧，我是你的儿子。”这一个略有秋凉意的清晨，捧读《城门开》，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在南方徘徊的诗人，正对着镜子，默念他心中的故乡。
